輕人還能大學教年什麽

发布时间：2026-10-06 08:22:23 来源：ilia電子煙 xingnix 作者：娛樂

　　暑假即將結束，大学轉眼又到了開學的教年日子。每逢開學季，轻人我們總會被各所高校的大学“開學演講”刷屏。來自不同大學、教年不同專業的轻人老師，都想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大学時刻，給即將邁入大學的教年年輕人一些關於學習、成長和生活的轻人建議。

　　今年，大学對大學的教年討論似乎來得更早，也更密集。轻人從高招季開始，大学“高分考生放棄985選警校”“暑期‘高大銜接班’”等新聞就不斷引發討論。教年人們關心專業怎麽選，轻人大學怎麽讀，也關心四年之後，一個年輕人將麵對怎樣的未來。

　　過去幾年，周刊做過一係列與大學有關的封麵報道。2024年的“大學裏，如何成人”一期，討論了大學生晚熟、大學高中化等現象。當時我們寫道：“本科教育的任務是，幫助十幾歲的人成長為二十幾歲的人，讓他們了解自我，探索自己生活的遠大目標，畢業時成為一個更為成熟的人。但現實是，麵對一代正在發生變化的年輕人，大學似乎越來越力不從心；與此同時，大學自身所處的環境也在迅速改變。”

　　如今，大學圍牆外的環境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，專業的冷熱在變化，就業市場在變化，AI正在重新定義知識和技能的價值。當知識的權威開始逐漸消解，一個年輕人花四年時間，應該在大學裏學到什麽？或者說，如今的大學，還能怎樣幫助學生“成人”？

　　也正是這些問題，讓我和同事在過去的半年時間裏，多次來到廣州美術學院，觀察一節名叫“方法與實踐”的課程……

把學生推向社會，能激發他們的感受嗎？

　　大學課堂裏，老師即使講得手舞足蹈，學生們也齊刷刷低著頭，避免任何對視。藝術類院校本該是擁有最敏銳時代嗅覺的地方，在廣美院長範勃看來，似乎也麵臨著人才“一培養，即落後”的普遍性大學困境。

　　當教師作為知識權威的作用被AI衝擊，大學，在今天還能帶給年輕人什麽？

　　廣場上的課堂

　　彩色燈光閃爍，喇叭震得人心慌，這大概是我見過最奇怪的課堂。

　　2026年6月的一個傍晚，廣州市長洲島的孫中山紀念廣場上，我正和廣州美術學院（簡稱“廣美”）的幾位師生一起上本學期的最後一堂課。站在我身邊、戴著棒球帽和黑框眼鏡、文縐縐地搖晃著雙臂的人叫段誌鵬，他是這節課的授課教師。一個30多歲的男性跟隨著廣場舞者的節奏搖擺，這景象有些少見。如果舞者們知道他是一位博士後，正在帶領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們上課，估計就會更驚詫了。遠處拿著相機，邊踩鼓點邊拍照的是跨媒體藝術學院的四個女同學。今晚我們之所以出現在這裏，是為了完成一次和廣場舞人群有關的調研。廣場這個略顯淩亂又熱情澎湃的地方，此刻正是她們的社會調研現場。

　　這門課名叫“方法與實踐”，是廣美在2024年啟動的本科教育改革的內容之一。按照改革的思路，學校打破一年級原有的課程框架，重新設計了一組麵向所有專業的“大通識課”。“方法與實踐”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門——它不局限於具體的專業知識，而是要求學生離開校園，走向社會現場，與真實世界的不同人群產生互動。

　　無論是對廣美的老師，還是對18歲考來這裏的懵懵懂懂的年輕人來說，他們都突然有一種被一股腦兒從教室裏轟走的感覺。學校的大門和圍牆外，就是社會。隔開社會與校園的物理邊界近在眼前，可是走向真實的社會現場時，這種心理上的距離，恐怕比想象中遠得多。

　　從老師和學生的視角來看，也不知道是誰大手一揮，定下了這樣“宏偉”的目標——這意味著，在6周的課程時間裏，全年級1800餘名不同專業的新生，都要在老師的指導下分組展開調研，奔向遍及珠三角地區的社會現場。這些18歲的大一新生來自全國各地，多數是真正意義上第一次離開爸爸媽媽。今天的年輕人晚熟已經是全球現象——“誰還不是個寶寶呢？”這一下子剛剛學著獨立生活，就要被扔進珠三角地區的城市社區、鄉村、廠礦企業等社會場景，還要跟各種人打交道，年輕人有種“怕什麽就來什麽”的惶恐。

　　我眼前的這個“廣場舞小組”，來過中山紀念廣場很多次。學生們對領舞做過三四輪訪談，已經不像剛開始那樣生澀。今晚再來，她們是為最終作品補拍照片的。下午課堂匯報的時候，段誌鵬提出要和她們一起來現場看看，我順勢跟了過來。

段誌鵬（左一）和“廣場舞小組”的同學們在調研現場合影留念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此前，我不止一次設想過田野實踐課的樣子，但不管怎麽想，總歸有一個“課”的框架擺在那兒，隻是場景從校內轉向校外。師生或許會一起去和調研對象交談？或許老師會傳授一些拍攝紀錄片的技巧？

　　但事實是，我和段誌鵬在嘈雜的樂聲和蚊子的包圍下聊了半個多小時，學生們才坐著出租車趕到，她們隻和老師點頭打了個招呼，就消失在舞蹈人群中。過了一會兒，我們收到信息，說去廣場東側一個舞隊後方集合，那是她們長期觀察的隊伍。於是，在他們趕著拍攝的當口，段誌鵬站在隊伍尾端，放下手裏的礦泉水瓶，舉起雙臂，踩上鼓點跳了起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過去的幾周裏，女孩們也經常站在這兒，和他們的調研對象共舞，最久的一次跳了兩個小時，然後在第二天醒來時，真正體驗到了調研對象口中“身體酸痛”的感覺。

　　沒有安排，沒有預演，也沒有講授，一度讓我覺得這隻是一個尋常夏日傍晚的朋友聚會。舞動的人群，競賽式的一浪高過一浪的音樂，學生們跑前跑後，圍著舞隊轉圈的勁頭，都讓人幾乎要融入他們之中。在一種和諧互助的氛圍中，不知是誰給大家送來了冰水，段誌鵬還在不停問著，誰需要驅蚊液？

工業設計學院的學生在小洲村，了解老年人的社交生活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隻有兩個時刻，讓我覺得自己依然身處某個課堂中。一次是一位同學在拍照時突然發問：“你們覺得這些照片做成像素海報的形式會不會更好？”其他人邊跳舞邊給他支招。而另一次是我發現角落裏的段誌鵬雖然沒回應，但一直在觀察：觀察學生們拍攝、和領舞的女士交談，也觀察他們跟著節奏跳舞，觀察他們對彼此發問。

　　這到底是一門什麽樣的課？以往，我也見過一些大學裏的社會調研，但通常發生在高年級，也有更明確的專業教學指向，比如社會學、曆史學的田野考察，或者是工科專業的社會實踐。有的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學科研究的基本方法，有的是為了幫即將畢業的學生更好地完成職業銜接，但這種麵向大一新生的、不分專業地把學生扔到社會現場去做調研的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。尤其是考慮到它的規模和成本——近2000名學生，調動60位教師做小班輔導，學校給每個人都買了外出保險，還報銷交通費——也讓我更加好奇，為什麽要在大學安排這樣一門課？

　　不過，這些問題在那個夜晚多少有點不合時宜。

　　晚上10點左右，跳舞的人們慢慢散了，廣場又安靜下來。學生們和段誌鵬隨便找了個石凳坐下，他們沒再多談調研項目和作品，而是聊起一些無關緊要的事。一個女孩抱怨自己在學生會裏的挫敗經曆，“一開始還想著可以去多認識一些人，但進去了就發現自己是在‘打白工’”；另一個女孩自然地接過話頭，吐槽某節課的授課教師，覺得他有點不近人情；還有一個女孩突然把話題岔開，講起班裏一個同學的八卦，“他這種人居然有女朋友，真是不可思議！”

　　石凳上坐不下，段誌鵬幹脆盤坐在學生們對麵的地上，仰頭聽講，師生雙方形成了一個與教學身份相反的高度差。女生們饒有興味地講，他安靜地聽，偶爾也講幾句自己讀書時的經曆。蟬鳴陣陣，吹來了一點晚風，我突然意識到，這樣的教育場景，我已經許多年沒有見過了。

“方法與實踐”結課展籌備期間，老師和學生一起布置展廳（張誌韜 攝）

　　學生個人經驗的消失

　　畢竟，大多數時候，學生都很沉默。

　　如果有機會走進近幾年的大學課堂，“安靜”幾乎會是你的第一印象。幾百人的大教室，老師講得手舞足蹈，學生卻齊刷刷地低著頭，或躲在電腦屏幕後麵，兩者間整節課都沒有一次對視。下課布置作業時，學生們主要關心的是字數要求、打分情況、怎麽排名。

　　這些當然不算是新鮮事，甚至有不少老師已經接受了學生的新狀態。浙江一所高校的老師就曾告訴我，他在學生間做過調查，他們雖然上課不抬頭，但並不意味著沒在學習，相反，他們是在一邊聽講，一邊查閱材料、搜集文獻。還有一位常年給大一學生上課的老師，綜合了近幾年學生的課堂表現後，認為比起上幾屆學生，現在的年輕人確實更難對老師產生信任，所以教師要更加認真地對待“第一口奶”， “扶上馬再送一程”。

視覺傳達係的學生在廣船（原廣州造船廠員工宿舍）社區調研，采訪退休的船廠職工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但是，無論哪個老師都不能否認，麵對沉默的學生時，會有種像與一堵厚牆對視般的挫敗感。就像一位老師描述的那樣，“他們可能上完一整年學，都說不出老師和同學的名字”。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缺失，讓教學環境也變得和以往不同，這些都讓教育者憂慮。

　　段誌鵬也是被這種狀態引向廣美的。他作為德國馬克斯·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博士後，正在做教育方麵的人類學研究。在一次專業工作坊上，他認識了廣美的教師陳丹，後來陳丹向他談起課堂上青年人的狀態和學校正在進行的課程改革，引起他很大的共鳴。

　　陳丹是1987年出生的人，如果隻是用她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經驗去理解現在的學生，其實難度很大。她對年輕人的了解，源於這些年與一屆屆學生的具體接觸。當疑似用AI寫的作業出現在她麵前時，她感受到作為教師的進一步挑戰。那是2025年給學生上課的時候，她布置的作業是讓學生選擇一個與自己有聯結的食物，通過介紹它來講述自己。按照陳丹的預設和過往教學經驗，學生將會寫下一些非常“個人化”的回應。人和人感興趣的食物千差萬別，食物給人帶來的感受、情緒和經驗更是複雜，這會是個很有趣的創作角度。但在課程展示環節，陳丹卻發現了不對勁：每篇作業都用了很大篇幅去介紹食物的來源，對食物的知識也講得很詳細，但到了講故事的部分，談食物與個體之間的感性聯結的時候，文章就一筆帶過了。

建築藝術設計學院的學生正在完成自己的“水果攤調研”作業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這讓陳丹很意外。2018年來廣美任教後，她一直在教“藝術與人類學”。還記得第一堂課時，一個學生就坐在離講台不遠的地方，整節課低著頭畫畫。為了把學生帶進課堂，她開始盡可能以自己的“高度投入”帶動他們，也把人類學的方法融進教學，引導他們從自己的生活和經驗出發。像這次講述人與食物關係的作業，就是其中一種嚐試。

　　但這次的作業，讓她隱隱感覺到，問題已經不是向老師敷衍作業那麽簡單，那個本該出現在作業裏的“我”不見了。學生們在對他人築起高牆的同時，似乎也將自我封進了牆裏麵。

　　帶著困惑，陳丹決定去找學生們談談。她發現，與其說問題出在AI，倒不如說學生那兒有一種長期習得的模式——他們不知該不該，以及該如何展示“個人經驗”。幾個高年級的學生向她回憶起自己初入大學校園時的感受：剛剛結束緊張的高考，走進大學，習慣了嚴謹高效地完成學習任務，還不知道這裏的老師到底“要什麽”，所以隻能沿用過往的標準，寫一個信息完備、格式標準、符合字數要求的東西交上去，哪怕它與自己無關。

　　2026年“方法與實踐”結課展現場，課程責任教授陳曉陽寫下的展覽導言被手寫在一張白色帆布上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何況，“自我”又究竟是什麽？那是個說不清楚也極少被觸碰的問題。老師們發現，盡管學生們會在社交媒體上頻繁地吐槽和表態，但他們對更具體的“我的生活”好像並沒多大興趣。談到過去，他們說不出什麽印象深刻的人和事，大量的回憶發生在高考前的“大畫班”，每天重複畫畫和寫字，和上千學生一起為高分衝刺。談到未來，他們最常用的詞是“迷茫”和“焦慮”，找不到工作的焦慮，藝術和造型技巧被AI取代的焦慮，似乎也讓人無暇思考更多。

　　在這樣高強度競爭和重複訓練的生活模式中，學生對自我和周遭的興趣也漸漸被磨鈍了，他們像自我保護似的，把那些青年人的敏感、迷茫和紛亂思緒隔離在外，越來越習慣問“需要我做什麽”，而不是“我想要做什麽”。

　　國畫係的教師黃業達是個“90後”，就住在學校附近，不上課的時候也常來係裏看看學生情況。他有一天晚上路過畫室，見幾個大一新生正在練字，但當時他們上的課並沒有專業訓練的作業要求，他心生好奇，坐下和學生們聊了起來。談了一會兒，學生們才對他說，別的學校的同學已經在寫作品了，不知道自己現在上的課有什麽用，感覺很焦慮。“那你們練書法、出作品是為了什麽？”麵對老師的提問，學生給出的答案既讓人驚訝，又在情理之中：投稿、參展，進入中國書法家協會。

廣美書法係的學生們在一位老人家裏，聽他講述用廢紙皮作畫的故事（受訪者供圖）

　　“他們看起來很現實，好像對自己專業的理解，就是為了投展、進協會。好像很早就弄懂了一整套遊戲規則，然後很快就內化了這套規則……”同是廣美畢業生，也做過獨立藝術家的黃業達既理解學生的處境，也有幾分無奈。“但是，進協會的意義是什麽？隻是為了漲點工資，或是開個培訓班？”那天聊到最後，他和學生都沉默了。

　　大學能教學生擁有情感和感受嗎？

　　我是在“方法與實踐”課的教師培訓講座上遇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塗淵的。那天，學校請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來分享對青年學生的觀察，工作日的下午，講廳裏湧進了四五十個來自不同專業的教師。林小英談起一位學生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困境：“技術變革越來越快，作為一個文科生，我似乎占盡了一切‘劣勢’，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麽。但在社會上、校園裏，我又深刻地被很多信息影響著，我需要和同伴競爭、需要績點、需要保研、需要找到好工作、需要滿足父母的期待……”聽著這些話，塗淵在台下頻頻點頭。

　　“學生們有‘脆皮’的一麵，但教育者也要意識到，他們麵臨著一些結構性的壓力”，塗淵也常常感受到學生狀態的變化。他是“70後”，學教育學出身，雖然不從事一線藝術教學，但在學校20多年的教學管理工作經驗讓他覺得，近些年學生的好奇心、創造力確實變弱了。從入口端來看，入學前相對刻板的畫室培訓，確實讓學生在具體的創作技巧上達到了不錯的水準，但也讓他們內化了某種流水線式的創作方法。進入大學後，過於細分的專業，又讓他們飛快地被限定，“他都還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，就想當然地認為我是學繪畫的、學雕塑的，或學建築的，一下子被這個東西鉗製住了”。

廣州美術學院教務部部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塗淵（張雷 攝）

　　可是，很多藝術創作中的觀念和情感，都不是隻靠技法就能解決的。學生創作中的自我感受、問題意識都變得薄弱了，到了畢業創作階段，他們就更習慣於反複描摹自己的“小世界”：小貓、小娃娃、自己的房間，情感越發單薄。

　　“天天畫靜物、畫頭像，畫到最後，你的畫想表達什麽？”廣美的院長範勃是位跨媒體藝術家，在當代藝術界很有影響力。範勃今年整60歲，在廣美工作了30年。走在校園裏，身材高大的他常穿一身黑衣，戴銀色邊框眼鏡，眼神灼灼，很有藝術家氣息。他是學油畫出身，後來也做裝置、跨媒介藝術。但最近幾年，尤其是2022年接任院長後，困擾範勃的已不再隻是創作上的問題，而是學院、教師和學生帶來的挑戰。在麵向新生的“校長課”上，他提出“學院何為”“藝術何為”“藝術家何為”的問題。

　　可是從意識到問題，到推動全校師生去改革，這中間的實施難度並不小。從2024年開始實施的大通識課程改革，一下子牽涉近2000名學生。而且就算院長有這個魄力，具體的課程教什麽、怎麽教，教師怎麽統一認識、要解決學生什麽問題……有太多未知，困擾著大家。

廣州美術學院院長範勃（張雷 攝）

　　但是從範勃的角度來看，改變是一種趨勢。

　　每年開學後，學校的領導班子會和各年級、各專業的學生代表共進午餐，順便做一點小研討。一次午餐時，一位大四的學生向範勃反映問題：“我在不同的學院裏選了兩門設計課，但這兩門課除了名字不一樣，授課內容幾乎是一樣的。”

　　範勃很清楚這些問題。這幾年，一些國內外領先的大機構發布了麵向高中生的招聘計劃，尤其是新能源、人工智能類企業。這些新聞讓範勃很不好受：“這說明這些用人單位不相信大學教育能培養符合市場要求的人才，我們一培養，即落後，這樣的教育，不改革怎麽辦？”而他40多年來在天津美院、廣州美院、中央美院都接受過教育，藝術類院校本該是擁有最敏銳時代嗅覺的地方。

“方法與實踐”結課展被安排在學校圖書館的展廳裏，不同學院和年級的學生都可以來參觀（張雷 攝）

　　範勃在種種困惑中，也回憶起自己作為藝術家的探索經曆。他學油畫出身，上世紀90年代就在藝術界嶄露頭角，但是他逐漸放棄了“架上藝術”，總希望更多地介入社會，用多種媒體和創作材料體現時代。2016年，在一次調研中，他和學生共同走訪了30多戶盲人家庭，“跟人家一聊，我們作為藝術家的很多設想一下子顯得特別單薄。後來我們幹脆不提問題了，就聽他們講自己的生命經驗、信仰、情緒……很多事情也就在這些講述中慢慢浮現出來”。

　　回到工作室後，範勃從在盲人家庭收集的各種帶有盲文的文本中受到啟發——盲人在隨機選擇的彩色印刷紙張上的書寫，讓他看到了“時代景觀在兩個世界的交匯”。後來，這些材料也形成了他的《世界3》等一係列作品。藝術與社會互動，才有真實的生命力。

　　範勃希望學生能明白，“單純的繪畫隻是工具，是媒介，是表達個人思想立場的一種介質。脫離思想與問題意識，媒介可以成為工藝、奇觀、技術演示，但難以成為具有精神維度的藝術”。作為院長，他還肩負著更好解決學生就業的責任。哪怕不考慮藝術表現，隻從就業角度來看，如果美術學院成了培養藝術匠人的“工廠模式”，學生們的出路也不樂觀。

中國畫學院的學生正在完成作業（張雷 攝）

　　這也指向一個在今天變得尤為重要的問題：大學教育到底能給學生帶來什麽？

　　如果說學生需要切入社會，那首先就得了解社會、融入社會。要成長為一個藝術家，還得用自己的情感去激發這些儲備，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，那學生首先就得是一個感情充盈的人。可是今天的大學教育，能讓那些因之前殘酷的學業壓力而變得沉默、似乎沒有感受的年輕人，重新被激起感受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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